元朝末年,苛政如虎、天灾并发,元朝统治者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无法调和,最终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,导致元朝灭亡。最初,韩山童在颍州发起了红巾军起义,声势浩大,史称“北方红巾军”,紧接着,徐寿辉在蕲州发动起义,史称“南方红巾军”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,安徽宿松县的一位农民在翻修房屋时,挖出了一枚印章,为我们重塑了一段红巾军的历史。由此,还引出了一个重要的人物——陈友谅。

红巾军起义爆发后,北方红巾军地处北方,受到了元朝的重点打击,韩山童战死,他的儿子韩林儿称帝,建立“龙凤政权”,北方红巾军后期势力最强劲的一脉,就是朱元璋。南方红巾军在和元朝不断的抗争中,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,史称“天完”政权,徐寿辉(下图)称帝。

但徐寿辉不久和丞相倪文俊内讧,倪文俊谋杀徐寿辉失败,逃到了部下陈友谅处。陈友谅杀掉了倪文俊,不仅合并了倪文俊的旧部,而且成为了徐寿辉的头号战将。后来,陈友谅裹挟徐寿辉沿江而下,攻打朱元璋,并且在太平(安徽当涂)杀掉了徐寿辉,取而代之。后来陈友谅和朱元璋之间爆发了“龙湾之战”“洪都之战”“鄱阳湖之战”,陈友谅命断鄱阳湖,朱元璋一家独大。

因为朱元璋获胜的缘故,在《明史》中,陈友谅总给人一种“嚣张傲慢”“心狠手辣”的反贼形象,朱元璋曾评价陈友谅:

“朕以友谅志骄,志骄则好生事,器小则无远图。”

这种评价似乎占据了史书的主流,史书对陈友谅的评价也大致雷同。实际上,真正的陈友谅,绝非如此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,安徽安庆市宿松县的一位农民,在翻修房屋时,在旧房屋下面深挖取土,偶然挖出了一枚印章,这枚印章呈方形,边长11厘米,高度5厘米,经过专家鉴定,上面刻着8个字:“汉授天命主公之印”,根据专家介绍,此印章是元朝末年枭雄陈友谅的,印章后来被湖北省博物馆收购。

问题来了,陈友谅的印,为何会在安庆宿松呢?根据史书记载,陈友谅一共两次来过安庆,第一次是攻打元朝,第二次是攻打朱元璋。但因为攻打朱元璋时,陈友谅已经称帝。因为印章中含有“主公”儿子,在元明朝,主公是手下对首领的尊称,如果称帝,称呼会发生改变。

可以推断,这枚印章并不是陈友谅称帝后的。所以,这枚印章,不是陈友谅攻打朱元璋时留在宿松的,而是陈友谅抗击元朝时期留下的。当然,也有人会说,陈友谅称帝前的印章,称帝后也有可能会带在身上,但作为“皇帝”的陈友谅,又是行军打仗期间,带着以前的旧印章,这种可能性很低。

作为南方红巾军的头号将领,陈友谅为何会把印章落在宿松呢,因为这里曾发生过一场大战。据《弇山堂别集》记载:

元镇南王子大圣奴、枢密院判官席闰等屯兵城中坚守,由宿松阻友谅,天完军受挫。陈友谅弟友德率军驻信州城东,攻城益急。友谅率百万军至,破信州,伯颜不花的斤自刎。友谅追至宿松,大圣奴等战死。

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,陈友谅(以徐寿辉的名义)派大将赵普胜沿江而下,打算攻打朱元璋占据的安庆。元朝军队趁机占领了陈友谅所占据的信州(上饶),陈友谅让弟弟陈友德先去营救信州,然后亲自率领“百万”大军前来救援,元朝大将伯颜不花兵败自刎。陈友谅率兵追赶元镇南王子大圣奴,一路追到宿松,把大圣奴杀掉,这就是陈友谅来宿松的原因。他这一趟不是为了打朱元璋,而是为了攻打元朝。这个时候,陈友谅自称“汉王”,第二年,陈友谅才杀掉徐寿辉,称帝。所以说,这枚印章是这个时候落在宿松的。

元朝末年,各方势力为了生存,合纵连横。包括朱元璋、张士诚、方国珍等枭雄,都和元朝有直接或间接的“合作”。唯有陈友谅十分硬气,驱逐胡虏,从不和元朝合作。在抗击元朝的过程中,陈友谅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。

陈友谅本来被朱元璋定为“反贼”,明朝和清朝一直未变。到了民国时期,孙中山先生提出驱除鞑虏,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元末的陈友谅的“驱逐胡虏”。因此在民国二年,中华民国提出重修陈友谅墓,算是对他“驱逐胡虏”功绩的认同。

近代著名的学者梁启超曾说过:秦末之项羽、元末之陈友谅,虽然是失败者,但他们都是英雄。的确如此,陈友谅虽然败给了朱元璋,但是他抗击元朝的功绩,不可被忽略。在元朝末年,陈友谅身为实力最大的枭雄,如果没有他顶住元朝的镇压,朱元璋要想统一中原,恐怕还要多等几年。因此,有学者称,请不要给陈友谅泼脏水了,多年来,我们误会了一个英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