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宋绍兴三年(1133),江苏吴郡沙门茅子元创立白莲宗,初为佛教一支,教义源于净土宗,崇奉阿弥陀佛(无量寿佛)。该教信徒因“谨葱乳,不杀不饮酒”,被称为白莲教。到了元代,该教渗入了其他宗教观念,主要是弥勒下生说,逐渐转为崇奉弥勒佛,改称白莲教。

白莲教的成立与发展

早期的白莲教崇奉阿弥陀佛,提倡念佛持戒(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,合称五戒)以求往生西方净土,教义与净土宗大致相同。茅子元采用天台宗教理,绘制《圆融四土三观选佛图》,用佛像、图形和比喻来解说佛土的高低;简化并统一前人制作的念佛修忏仪式,制定《白莲晨朝忏仪》。茅子元将其改为师徒传授、宗门相属。他在昆山淀山湖建白莲忏堂,自称导师,坐受众拜,又规定徒众以“普觉妙道”四字命名,从而建立了一个比较定型的教门。

元末韩山童、刘福通,明代赵全、徐鸿儒,俱是此教中人。是以白莲教三字,在朝廷眼中,几乎便是反叛的同义词。白莲教产生之初曾遭到官方禁止,茅子元被流放到江州(今江西九江)。但因教义浅显、修行简便而得以传播。到南宋后期,甚至远播到蒙古族统治下的北方。元朝统一中国后,白莲教受到朝廷承认和奖掖,进入全盛时期。庐山东林寺和淀山湖白莲堂是当时白莲教的两个中心。

白莲教以“普化在家清信之士”为号召,形成一大批有家室的职业教徒,称白莲道人。因为他们“在家出家”。堂庵供奉阿弥陀佛、观音、大势至(合称弥陀三圣)等佛像。

经过长期流传,白莲教的组织和教义在元代起了变化,戒律松懈,宗派林立。一部分教派改奉弥勒佛。至大元年(1308),朝廷忌白莲教势力过大,下令禁止。经庐山东林寺白莲堂主僧普度奔走营救,白莲教才在仁宗即位(1311年)后恢复合法地位。及至至治二年(1322),其活动又被限制。

此后许多地方的白莲教组织对官府抱敌对态度,外加其信徒多为下层群众,故当元末社会矛盾激化时,一些白莲教组织率先武装反元。红巾起义领导人韩山童、刘福通、徐寿辉、邹普胜等都是白莲教徒,他们以明王(即阿弥陀佛)出世和弥勒下生的谶言鼓动群众,产生很大影响。

明初严禁白莲教。洪武、永乐年间,川、鄂、赣、鲁等地多次发生白莲教徒武装暴动,教义、仪轨颇多歧异,信奉的神极为繁杂,有天宫的玉皇、地狱的阎王、人间的圣贤等等,最受崇奉的是弥勒佛。各教派撰有自己的经卷,称为宝卷。统治者认为这些不同的教派实际上仍是白莲教,民间也笼统地称它们为白莲教。

在南宋,由于白莲教在总体上还未脱离正统佛教窠臼,因此还为统治者所容纳。元代,由于教内各阶层人群所处的地位不同,追求目标也就发生了明显的分歧。一派以茅子元正宗流裔自居,在宗教学说及其实践上,继承茅子元的衣钵,政治上和元统治者合作;另一派则完全背叛茅子元倡教宗旨,与下层民众运动相契合,走上了反抗元政权的道路。元顺帝至正十一年(1351),元朝政府强征民夫堵塞黄河失口,引发了全国规模的白莲教大起义。

起义军以“弥勒下生,明王出世”相号召,受到不堪元朝统治的广大民众的积极响应,迅速席卷全国。至正二十八年八月,明军攻入大都(今北京)推翻了元王朝。朱元璋深知白莲教造反的意义,在自诩“大明王”登基称帝后,立即颁布取缔白莲教的禁令。但是,白莲教却并未因此而全然敛迹,经过明前期的南北融合之后,反而出现了暗地流传的盛况。明建国后,白莲教徒起事造反几乎接连不断。

明末天启时期有徐鸿儒、王好贤领导的起义,后被山东巡抚赵彦、登莱巡抚袁可立等镇压剿抚下去。清进关入主中原后,白莲教徒往往多以民族利益为重,倡言“日月复来”,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,从而遭到清廷严刑峻法的禁止。但是,在顺治、康熙、雍正三朝及乾隆时期,白莲教的反清复明活动,始终没有间断过。